酒渗进石板缝里，冒出了细密的白沫，还发出了一种轻微的嗞嗞声，像是烧红的铁扔进了水里。

先生又让小娟敬茶，小娟端着茶碗往地上倒茶水，茶水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，怪事发生了——茶水没有渗进地里，而是顺着石板的纹路往棺材的方向流了过去。

水往低处流，棺材停在路边，地势比石台低，按理说茶水往那边流是正常的。

但不正常的是，茶水在石板上流过的地方，留下了一道清晰的痕迹——那道痕迹不是水痕，而是黑色的，像是烧焦了似的，笔直地指向棺材，没有分流，没有拐弯，像是有人用手指在石板上画了一条线。

先生脸色彻底变了。

他加快速度念完了最后一段经，让我奶奶把所有供品都倒进火堆里烧掉，然后喊了一声“起棺”。

抬棺材的人慌慌张张地把棺材扛上肩，队伍重新出发。

我奶奶一把拽住我的手就往山下走，走得特别快，我几乎是被她拖着在跑。

她的手心里全是汗，又凉又湿，攥得我手腕生疼。

走到半路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樟树。

树下的石台上，香烛还在烧，火堆里的纸灰还在飘。

石台旁边，站着一个人。

天已经微微亮了，那个人的轮廓在晨光中看得很清楚——中等个头，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工装外套，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安全帽。

他站在石台旁边，低着头，安全帽的帽檐遮住了他的脸，看不清五官。

他一只手撑在石台上，另一只手垂在身体侧面，垂得很不自然，像是脱臼了一样。

他就那样静静地站着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立在路边的人形雕塑。

那是赵德昌。

那件灰扑扑的工装外套，村里有人见过，说赵德昌就是穿着那身衣服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。

而那顶红色的安全帽——发现赵德昌的时候，安全帽滚在一边，他的头是光着的。

我奶奶发现我回头了，猛地把我脑袋掰回来，在我耳边吼了一声：“别看！”声音压得很低，但语气比任何时候都严厉，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

她扯着我一路跑下了山，进了家门就把大门闩上，又在门口烧了一堆纸钱。

然后她打了一盆清水，往里面撒了一把糯米和三片桃树叶，用那块浸了桃叶水和糯米的水抹布从头到脚给我擦了一遍，一边擦一边念着什么东西。

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烧。

烧得厉害，体温计打到头了，我妈说我烧到四十度，脸都烧成紫红色的了。

村里的赤脚医生来打退烧针，退不下去，打了三针都没用，体温只降了半度又弹回去了。

烧到第三天我开始说胡话，眼睛翻白，嘴里嘟嘟囔囔地重复着同一句话。

事后我奶奶告诉我，那句话是：“三伯说他在下面饿，让我给他带饭。”

那三天的事我完全不记得了。

据我妈说，我奶奶请了隔壁寨子一个更厉害的“先生”来做法事。

先生看了我一眼就说，这孩子吃了路祭的供品，但供品已经被人先吃过了，他吃的是“二道饭”——活人吃供品替亡人消灾，死人先吃了供品，活人再吃，就等于是跟死人同席。

同桌吃饭就是同路人，那东西以为我要跟他一起走，已经在我身上做了记号。

先生在我家堂屋里做了一场大法事，杀了一只黑公鸡，用鸡血在我胸口画了一道符，又在我枕头底下塞了七枚铜钱和一把剪刀。

折腾了整整一个通宵，到天亮的时候，我的烧终于退了。

烧退以后我醒过来，看到我奶奶坐在我床边，眼睛红肿，头发一下子白了大半。

她看到我睁眼了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——她把手伸进我枕头下面，掏出一样东西，放在我面前给我看。

那是一块红烧肉。

已经腐烂发黑了，散发着一股恶臭，上面爬满了白色的小蛆。

肉皮的表面，有一个清晰的唇印，小小的，上下两瓣薄薄的，是暗红色的。

“那个东西跟你回家了，”我奶奶把肉扔进火盆里，浇上煤油烧了，看着跳动的火苗说，“它在你的枕头底下睡了三天。

它不是要你的命，它就是饿了，想找个人管它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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