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故事是我去年在云南听来的。

当时我在大理古城一个客栈住着，客栈老板姓段，五十多岁，白族人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喜欢在院子里喝茶。

有天晚上客栈没什么客人，他泡了一壶普洱，我们坐在院子的石榴树下面聊天。

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他年轻时的事，他说他二十来岁的时候在怒江那边修过路，这件事就是修路那年碰上的。

段老板年轻的时候，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，跟着工程队在怒江边上修公路。

那条路是连接两个傈僳族寨子的，沿着怒江大峡谷的崖壁硬凿出来，一边是直上直下的峭壁，一边是几百米深的峡谷，怒江在谷底轰隆隆地响，站在路边往下看一眼都头晕。

工程队住的地方是江边一片相对平坦的台地上，搭了几顶帐篷，条件很艰苦，没电没信号，唯一的娱乐就是收工以后围着篝火打牌聊天。

工程队里有个开挖掘机的师傅，姓什么段老板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大家都叫他“老挖”。

老挖四十来岁，四川人，个子不高但特别壮实，开了十几年的挖掘机，什么地形都见过。

他是个火爆脾气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谁要是跟他说哪个地方有危险不能去，他偏要去看看。

老挖有一句口头禅：“这世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穷，除了穷我啥都不怕。”

修路的进度很慢，因为有一段路基正好卡在崖壁最窄的地方，挖机作业面太小，只能一点一点地啃。

那天下午，老挖开着挖掘机在那段崖壁上作业，一铲子下去，挖斗碰到了一个硬东西，发出咣当一声金属撞击的脆响。

他以为是碰到了岩石，没在意，又挖了一铲，这回挖斗带出来一堆碎石和土，碎石中间夹着几块发黑的东西，在太阳底下闪着幽幽的光。

老挖停下机器，跳下来捡了一块看了看——那是一块骨头，但不是动物的骨头。

动物的骨头他见得多了，这块骨头形状规整，有明显的关节面，一看就是人的。

他把骨头扔到一边，又翻了翻挖出来的土堆，土堆里零零散散地混着好几块碎骨，有些已经发黑发脆了，一碰就碎。

最让他心里犯嘀咕的是，骨头堆里还混着几枚铜钱，黄铜的，锈得不成样子了，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，但中间的方孔还能看出来。

铜钱旁边还有一小截银色的链子，细细的，像是女人戴的首饰，埋在土里不知道多少年了，表面已经氧化发黑，但质地还在。

老挖把铜钱和银链子捡起来揣进兜里，骨头的事没跟别人说。

他想着修路挖出人骨头也不稀奇，这一带自古就是茶马古道的一部分，山崖下面不知道埋了多少摔死的马帮和客商。

他开挖掘机这么多年，挖出过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早就见怪不怪了。

至于那几枚铜钱和银链子，他打算留着自己玩，铜钱可以串起来当个摆件，银链子回头熔了还能打个小戒指。

收工以后老挖回到帐篷里，把铜钱和银链子用水冲了冲，擦干净了放在枕头旁边。

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穿着傈僳族传统服饰的女人站在他床边。

女人很年轻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头上戴着银饰，身上穿着黑色的对襟布衣，领口和袖口绣着红色和蓝色的花纹，下面是一条百褶裙。

她的脸看不清楚，像是隔着一层雾，但她的声音很清楚，说的是傈僳话，老挖一个字都听不懂，只记得那个声音很急，像是在求他帮什么忙。

老挖从梦里惊醒，一身汗。

他坐起来看了看帐篷，什么都没有。

枕头旁边的铜钱和银链子安安静静地放着，月光从帐篷的缝隙里漏进来，照在那截银链子上反着暗光。

他没当回事，翻了个身接着睡。

第二天一早他又上了挖掘机，继续啃那块崖壁。

又挖了几铲子以后，他发现昨天挖出骨头的位置旁边，土层下面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空洞。

洞口不大，大概有一口锅那么宽，但里面似乎很深，挖掘机挖出来的碎石哗啦啦地掉进洞里，等了好一会儿才听到落地的回声。

老挖跳下来趴在洞口往里看，里面什么都看不见，黑得跟墨汁一样，一股阴冷的风从洞里涌上来，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，不是臭，而是一种潮湿的、陈旧的气息，像是地窖里积了几百年的空气一下子被打开了。

段老板当时也在工地上，他是测量员，正拿着水准仪在旁边的路基上打标高。

他看见老挖趴在那个洞口看了半天，然后站起来冲大家喊：“这下面有个洞，不知道多深。”工头过来看了看，说别挖了，这种崖壁上的洞穴搞不好是古墓或者悬棺，万一塌了就麻烦了，等明天请县里文管所的人来看一看再说。

工头让人用一块铁皮把洞口临时盖住了，压了两块石头，收工的时候还特意叮嘱大家晚上别往那边去。

老挖一整天都有点心不在焉。

段老板说他吃晚饭的时候就发现老挖不太对劲——平时吃饭他最能吹牛，那天却闷声不响地扒了一碗饭就回帐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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