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故事是我在济南听来的。

讲这事的人姓崔，四十出头，在济南历下区一个商场里开奶茶店，生意不咸不淡，人倒是很能聊。

那天晚上十点多商场快打烊了，就我一个顾客坐在吧台边上喝奶茶，老崔一边擦操作台一边跟我扯闲篇。

聊到各自的职业经历，他说他以前不是干这个的，他大学毕业以后在济南一家老电影院里当过好几年的放映员。

我一听放映员这个职业就觉得有故事，因为现在数字放映不需要人盯着，但以前胶片机时代，放映员得一直坐在放映室里，一部电影换好几盘拷贝，一盘放完赶紧换下一盘，中间不能断，一断观众就骂街。

老崔说他在放映室里待了五年，什么片子都放过，什么场次都盯过，白天的、晚上的、午夜场的都干过。

午夜场是最熬人的，整个放映室里就他一个人，放映机咔嗒咔嗒地转，光束从放映窗口打出去，穿过黑漆漆的影厅打在银幕上。

他说有时候凌晨两三点，整栋楼里可能就放映室还亮着灯，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
放午夜场的老放映员之间流传着一句话——银幕上在演别人的故事，银幕下面也在演，只是银幕下面的东西你看不见。

老崔说他在这家电影院干了五年，遇到过一些用常理说不通的事。

有一回放一部国产恐怖片，午夜场，观众不多，影厅里稀稀拉拉坐了二十来个人。

放到一半的时候，银幕上的画面忽然抖了一下，像是拷贝被什么东西卡住了。

老崔检查了一下放映机，运转正常，胶片没有跳帧，但银幕上的画面就是一直在抖。

他以为是拷贝的问题，凑到放映窗口往影厅里看了一眼——银幕在抖，但观众都没有反应，二十几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，仰着头盯着银幕，一动不动的。

他觉得这个画面有点不对头，又说不上哪里不对。

又放了十几分钟，银幕不抖了，他把这事搁在脑后，继续放下一盘拷贝。

散场以后他下去收东西，走到影厅最后一排的时候，发现角落里坐着一个老太太，头发花白，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式斜襟布衫。

老太太低着头，像是睡着了，老崔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“大娘，散场了”，她没反应。

他又叫了一声，伸手想去拍拍她的肩膀，手指刚碰到她衣服的一瞬间，那个老太太的身体就塌了下去——不是人站起来走了，是整个人像泄了气一样瘪了下去，衣服软塌塌地堆在座位上，领口里什么都没有。

他吓得弹出去好几步远，后背撞在对面的椅背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

等他再定睛一看，座位上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衣服，没有老太太，就好像刚才那一幕全是他眼花了一样。

老崔说他当时安慰自己，肯定是放午夜场太累了，脑子不清醒产生了幻觉。

但这个事过了没几天，他又碰上了第二件事。

那天放的是一部老爱情片的复映，也是午夜场。

观众比上次还少，总共就七八个人，全是情侣，坐在影厅中间几排的角落里卿卿我我。

老崔在放映室里无聊，趴在放映窗口上往下看。

影厅里光线很暗，只有银幕反射的光在观众脸上明明灭灭。

他无意间扫了一眼最后一排——就是上次那个老太太出现的位置——头皮一下子就炸了。

最后一排最左边靠墙的座位上，并排坐着三个小孩。

三个小孩穿着一样的灰布衣服，剃着一样的光头，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，仰着头看着银幕。

他们的坐姿完全一致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背挺得笔直，像是被尺子量过一样。

最让老崔心里发毛的是三个小孩的脸——银幕的光打在他们脸上，每一个小孩的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嘴角微微上翘，半笑不笑，像是三个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雕塑被摆在了同一排座位上。

老崔放下手里的拷贝盘，从放映室出来，顺着楼梯下到影厅入口，推开门往最后一排看——那三个座位是空的。

他走进去用手电筒照了一圈，座位上什么都没有，座椅的坐垫平平整整的，不像刚刚有人坐过。

他又抬头往放映窗口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自己刚才趴过的那个窗口黑洞洞的，像一只没有眼珠的眼眶。

老崔后来跟电影院的经理说了这些事。

经理姓霍，在这家电影院干了大半辈子，从放映员一路做到经理，什么怪事都见过。

霍经理听他说完以后没有表示惊讶，而是把他带到电影院的地下室。

地下室在放映机房下面，是一间砖砌的杂物间，里面堆满了淘汰下来的旧放映机、旧拷贝、旧海报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胶片发霉的味道。

霍经理用手电筒照到墙角——那里堆着几张老旧的木头椅子，跟现在影厅里那种软包的豪华座椅不同，是那种老式的翻板木椅，椅背上刻着褪色的座位号，扶手上的漆已经磨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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