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晚上，安德烈约我去苏联专家楼喝酒。

我们坐在安德烈的房间里，面前摆着一瓶伏特加和几碟简单的下酒菜——花生米、拍黄瓜、还有几片咸肉。

窗外的北京冬夜，寒风呼啸，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的狗吠声。

房间里只有一盏台灯，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安德烈给我倒了一杯酒。

透明的伏特加在玻璃杯里晃动，散发着淡淡的粮食香味。

“来，喝一杯。”他说，“这可能是我在中国喝的最后一瓶伏特加了。”

我举起杯子，和他碰了一下。

杯沿相碰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“这几年谢谢你的照顾。”我说。

安德烈一口闷了，然后笑了：“我该谢谢你。

你教我的，比我教你的多。”

我有些意外：“我教你什么了？”

安德烈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边倒边说：“你教我，中国人不是苏联人想象的那样。

你们有你们的方式，你们的智慧。

我以前觉得，中国落后是因为你们懒、你们笨。

但和你相处了三年，我知道我错了。”

他抬起头看着我：“你们只是缺时间，缺技术。

一旦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不会比任何人差。”

我沉默片刻，没有说话。

安德烈说的没错。

1956年的中国，确实落后。

但这种落后不是中国人能力的问题，而是历史的原因。

改革开放后的中国，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，证明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。

但这些话，我不能对安德烈说。

“安德烈，”我举起酒杯，“不管以后怎么样，你是我的朋友。”

安德烈笑着和我碰杯：“对，你是我的朋友。

一辈子的朋友。”

我们又喝了几杯。

伏特加的度数很高，辣得烧胃，但心里暖洋洋的。

安德烈的话多了起来，开始回忆过去几年的事情。

他讲了刚来中国时的种种不适应，讲了和伊万诺夫因为技术问题争吵的往事，讲了他第一次吃饺子的趣事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，“我第一次吃饺子，以为饺子馅里放了什么东西，差点吐出来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是正常的味道。”

我笑了：“你当时的表情一定很精彩。”

“那可不！”安德烈也笑了，“伊万诺夫笑了我一整天，说我是西伯利亚来的乡巴佬。”

他笑着笑着，忽然叹了口气。

“林向东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吗？

我不想走。”

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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