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军解除战备。

各部原地待命，听候调遣。”

他把电报折好，放回口袋。

口袋里还有两封信，一封是母亲的，一封是巧英的，都还没寄出去——不是不想寄，是前几天不让寄。

现在和平了，可以寄了。

他走回帐篷，在行军床上坐下来，铺开信纸。

写得很慢，每个字都想很久。

“巧英：我没事。

你不用担心。”

短短一行字。

他看了很久，觉得太短了，又加了一句：“围巾收到了。

很暖。”又觉得太冷了，又加了一句：“你寄来的止血带，前线用上了。

有人活下来了。”他看着这几行字，忽然觉得够了。

不用再写了，再写就多了。

多出来的字，不是她需要的，是她不知道怎么回的。

把信折好，装进信封。

信封上写“苏城云锦坊钟巧英收”。

把信封放进口袋里，和母亲的信、巧英的信放在一起。

三封信，一封已经寄出，一封还在等，一封刚写好。

他站起来，走出帐篷。

阳光照在雪地上，亮得睁不开眼。

他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他不在汉口了，在西安。

部队调过来了，他跟着来了。

离苏城远了几百里，但离她近了一些。

不是距离近了，是心近了。

同一天，北平，铁狮子胡同。

渡边一郎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一张报纸。

报纸是日文版的，头版印着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”几个字。

他把报纸看了好几遍，脸色很差，额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。

秘书站在门口，不敢进来。

渡边一郎把报纸揉成一团，扔在地上，又捡起来，又揉了一次。

“打不起来了。”他的声音沙哑，像砂纸磨铁皮。

中国没有内乱。

蒋没有死。

张学良、杨虎城没有和南京打起来。

岛国人等了十几天的机会，中国人自己解决了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攥着拳头，指甲嵌进肉里。

窗外阳光很好，照在铁狮子胡同的灰色小楼上——那栋他关过陈树生的小楼，人放了，楼还在。

楼在，他在。

他不会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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