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4月3日。

午时。

南岸。

周家暂住处。

周蕴玉坐在窗前，手里端着半盏茶。

茶已经凉了，她没有续。

窗外的江面上有一艘货船正在靠岸，汽笛声传过来，低低的，像一个人隔着一道江水在喊另一个人的名字——但她不确定那是不是在喊她。

她在这里住了六天，记住了江雾散尽的时辰，也记住了对岸那些屋顶在晨光里亮起来的速度。

那几天里她学会了用江水的涨落来估算时辰。

门被敲响了。

她放下茶盏，起身拉开门。

章佩瑜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深灰色旗袍，手里没有拿东西。

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，比上回见时多别了一根素银簪，像是来见一个人之前特意整理过自己。

她没有笑，也没有绷着脸，只是站在那里，脊背挺着，像一棵已经被风吹了很多年、但始终没有移过位置的树：“我来看看你安顿得怎么样。”

周蕴玉让开门口：“伯母，您进来坐。”

章佩瑜跨过门槛，在桌边坐下。

她环顾了一下屋子——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净，窗台上放着一只粗瓷瓶，瓶里插着一枝栀子花。

她的目光在那朵花上停了一瞬：“在重庆住得惯吗？”

“江风比武昌大一些，习惯了就好。”

“重庆的冬天比武昌长。”章佩瑜的声音不高，“到了十月就开始湿冷，你要多备几件厚衣裳。”

“我带了。”

章佩瑜端起茶盏，没有喝。

她看着周蕴玉的脸——白净，眉眼温和，端坐的时候双手交叠放在膝上，像一株被细心移栽过、还没有完全适应新土的花。

她把茶盏放下：“怀瑾的队伍正在往重庆走。

过几天，可能会回来一趟。”

周蕴玉的手指在袖口里动了一下：“他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
他连自己叫什么名字，都是最近才重新想起来的。”

“我父亲说过，”周蕴玉的声音不高，“他说怀瑾在战场上受了伤，忘了从前的事。

我来重庆，不是想让他一眼认出我。”

“那你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了确认他还能活着回来。”周蕴玉低下头，看着自己交叠在膝上的手，“我父亲说，他小时候在我家住过。

那年他七岁，在院子里跑，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破了，没哭，自己站起来走回去的。

我父亲替他洗了伤口，他咬着嘴唇一声没吭。”她停了一下，“我想来看看，那个不哭的孩子，后来长成了什么样的人。”

章佩瑜看着她的脸，看了很久。

那目光不是打量，是在辨认一件她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提起的事情。

她开口：“他长得高，瘦，话不多。

笑起来一边有一个酒窝。

他七岁那年摔了膝盖，你父亲帮他洗了伤口，他咬着嘴唇没哭出声。

他走的那天，穿了件灰色长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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