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年刚过，重庆的街巷还沉在年节后的清冷里，比年前更显萧条。

临街的铺子开门的比往年寥寥几家，有几间店铺自腊月廿八起门板再没卸下，门缝间积了薄薄的灰尘，一看便知主人家还拿不定主意，不知何去何从。

报童沿街叫卖的趟数也少了，报纸的份量比从前轻了一半，大半版面都被花哨的广告占满，寥寥几行电讯稿里，尽是些“据传”“未证实”的模糊消息。

看报的人无心浏览，买报的人更是寥寥无几。

巧英每天早上照旧去染坊翻缸。

那两匹军用棉布已经染到第四天，靛色沉得发黑，在晨光里泛着一层幽冷的蓝光。

她用铜勺把布匹从缸底勾起来，让布面透透气，又慢慢沉回去。

翻布的时候她留意到一件事——缸底的靛泥比往常多了一层。

她染了这么些年布，什么布吃色快、什么布吃色慢，手一摸就知道。

军用棉布密度大，经纬紧，染料渗进去慢，出缸后固色也难。

她心里已经盘算好了，今天再染一遍，明天开始固色，前后得七道水。

这七道水每一道都是功夫，偷不得懒，也急不得。

阿山是天不亮就守在江边码头等货，一直等到晌午，才带着一身寒气匆匆往院里赶。

推开院门时，春桃正守着灶台切萝卜，菜刀一下又一下落在木砧板上，发出单调而绵密的声响，在清冷的院子里来回荡着。

阿山没有踏入灶间，只立在门框边沿，压着嗓子，声音沉且轻：“码头那边有动静。

几条大船在朝天门靠了岸，下来了一整队穿军装的，不是什么友军，是鬼子的。”春桃手里的刀顿了一瞬，很快又稳稳落下，继续切了下去，神色未变。

阿山接着说：“几条船上下来的人凑起来有好几百，还运来了一批马匹，草料就堆在趸船上，还没来得及往下卸。

码头上干活的搬运工私下传，这些天往北边去的火车皮多添了好几列，全是军车，车厢外被帆布盖得严严实实，底下遮不住的轮廓，分明是炮管子。”话说到此处，他刻意顿了顿，像是想让春桃把话头缓上一缓，也像是为自己这番沉重的话寻一个稳稳的落点，“调兵的方向，是河南，还有湖南。”

话一说完，阿山便急着赶回去卸货，步履匆匆地离开了。

春桃将菜刀轻轻搁在砧板上，站在灶台边把阿山说的一字一句在心里细细过了一遍，擦干净手，便稳步走进堂屋，将话原封不动地递给了巧英。

巧英彼时正细心将一匹染好的均匀蓝布叠进箱里，听完春桃的话，她的手没有半分慌乱，依旧折好布、压平纹路、扣上箱盖，才转身在桌边缓缓坐下。

阿山说的调兵方向是河南和湖南。

河南那边自去年秋天起便战事吃紧，忧患不断；湖南那边，自从怀瑾去年秋天断了音信后，便再无确切消息传来，始终揪着人心。

每年春初本是日军调动最频繁的时节，年年调兵，年年交战，按说她早该习以为常。

可她静坐片刻，心思却飘到了别处。

周明远带来的那两匹军用棉布此刻还挂在染坊里，布面早已浸过两遍靛水，深邃的色泽正一点点往最厚重的深处里定。

那般质地、那般做工的布料，唯有军队后勤的渠道方能流出。

他轻描淡写说是朋友相送，可周明远素无军方背景，其父周茂才也只是商会之人。

除非背后有人从军需系统里暗中为他调出了这批布，而那个人调布的动机，细细想来，与日军此刻大规模的调度隐隐勾连着说不清的关联。

这个念头像针尖，轻轻戳在一匹素布的布面上。

针尖微乎其微，可一旦扎进去，整匹布紧绷的经纬便跟着狠狠缩紧了一瞬，说不出的压抑。

她当即把春桃唤到跟前，让她找出前阵子悄悄记下的进货单底稿，还有那些灰衫人出没的时间记录。

春桃从灶台墙缝里小心摸出几张叠得发皱的旧纸片，纸页上是她用半图半字的方式断断续续记下的细碎线索：哪一天周明远出入了商会，哪一天灰衫人从后门悄然进出，哪一天周茂才账面上多出不明来路的“杂项支出”，哪一天又有货车从商会侧门连夜开走。

巧英将这些纸片按着日期一一排开，又去到染坊，取下那两匹已染好的军用棉布细细翻看。

布面上的深色早已定型，墨一般沉郁的黑蓝，在灯下泛着幽暗而冷冽的微光。

她翻到布边，指尖摩挲过边角的纹路——这批布的织法与市面上的普通棉布截然不同，经纬的走向在边角收口处别有讲究，针脚特意绕了额外的半圈才收束，这般特殊的收口法子，她从前见过一次。

还是在苏城时，她曾去当地的军需被服厂帮工，厂里出产的军备布料，边角皆是这种独有的收法。

她记得很清楚，当时那个车间里有个老师傅一边收边一边说：“军需布，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。

前线的人穿不好，我们心里过不去。”老师傅那张脸她已经记不清了，可这句话她一直记得。

这般比对下来，布匹的来源便彻底清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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