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初的重庆,春天来得克制又迟疑。
嘉陵江畔的柳枝怯生生地抽了嫩芽,可清晨的风依旧透着凉意,裹着寒冬残留的最后一点余寒,吹在脸上,带着几分没褪尽的凛冽。
院中的桂花树,大半新叶都已舒展开来,那一抹娇嫩的绿意,在灰扑扑、斑驳老旧的院墙映衬下,显得格外鲜活明亮,就像一匹刚从木机上织出来的素绸,被随手轻搭在错落的枝丫之间,透着不加修饰的鲜亮。
春桃趁着天晴,将冬日里御寒的厚棉被仔细卷好,收纳进柜子最底层,又在上面码放好两块防虫的樟木块,而后将单薄的薄被搭在廊下晾晒。
春风拂过,被面轻轻鼓胀起来,又缓缓软塌下去,一鼓一落间,像极了人在夜色中悄悄做着浅浅的深呼吸,安静又舒展。
那两匹军用棉布已经出了缸,固色也做到了第五道。
巧英把它们晾在染坊最里侧的竹竿上,不临窗,不靠门,外面来的人轻易看不见。
布面黑蓝沉郁,灯下看时像一汪深水,不反光,不刺眼,正是周明远要的“如墨般浓郁”。
她用手摸过布面,手感比刚拿来时硬挺了些——那是固色的效果,经过七道水的布,洗后不褪,穿久了也不走形。
她把这批布的出缸日期和固色次数记在出缸单上,又在背面画了两道斜杠,表示“已完成,待取”。
入夜后,阿山才匆匆赶到。
下午码头的货船迟迟晚点,他在冰冷的趸船上枯等了足足两个时辰,直到货件卸完,才将那封揣在怀里的信取出来。
听见院门吱呀轻响,春桃放下手中收拾的碗筷连忙出来,见阿山站在灶间门口不肯进屋,手指上还沾着船板粗糙的灰屑。
他像往常一样不多留,将信递过去便转身匆匆离开,脚步利落,不惹是非。
巧英接过信,指尖触到信纸边缘,纸面冰凉褪去了白日的温度,唯有折痕比过往每一封都深邃,边缘有着被反复用力压过的印记,显然被人郑重重新折叠过。
她带着信回到西厢房,点亮油灯,就着昏黄的光晕将信纸缓缓展开。
信上的字迹很是密集,正文挤得满满当当,好些字的收笔都被生生挤得变了形,隐隐透着焦躁与急迫。
巧英认得这种笔迹——宋云澜只有在极其紧迫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写字,每个字都像是一口气吐出来的,中间没有换气的余地。
细读正文,字里行间满是压抑不住的紧绷:上海租界近来动荡不安,日军军车不分昼夜出入虹口,几条主要路口皆增设关卡,宪兵队的巡逻频次从两个时辰一趟,硬生生压缩到一个时辰一趟,管控已到了密不透风的地步。
读到这里巧英的指尖在纸面上停了一下。
虹口是旧衣铺所在的地方。
虹口的巡逻加密,意味着宋云澜每天出入的路线都被人盯着。
她接着往下看,正文的末尾是一句叮嘱——“旧铺一切如常,勿念。”可她知道,宋云澜越是在信里说“勿念”,说明情况越是让人放心不下。
读完正文,巧英将信纸轻轻翻到背面,不见半个字。
她又重新翻回正面,将信纸举到灯火上方,任由灯光透过薄薄的纸背,在光影之间细细摩挲。
目光落在信纸最末一行,一抹浓重的墨迹骤然闯入眼帘——一行字被郑重涂掉,墨迹层层叠加,透着掩饰不住的沉重,可借着灯光细细辨认,底层笔画的走势依旧依稀可辨。
一笔一划,第一个字是藏着心思的“黑”,第二个字是挥之不去的“田”,正是那位时常造访旧衣铺的宪兵曹长,黑田。
墨迹涂得又重又急,彼时宋云澜落笔写下,又心绪翻涌着决然划去,却终究没有将这页一角撕毁,不曾用水浸烂,更没有将整张信纸焚毁。
他选择将痕迹留在那里。
巧英稳住心神,又将信纸从头到尾细细过了一遍。
被涂掉的字迹之上稳稳写着三行正文,全是宋云澜拼尽全力探来的核心情报——日军中国派遣军已然定下作战计划,打算彻底打通大陆交通线,目标直指贯穿南北的铁路运输线,整条战线横跨河南、湖南、广西三省,参战兵力预估超五十万。
这是抗战爆发以来规模最浩大、声势最骇人的一场攻势。
情报末尾他另起一行,一笔一划写下七个字:“上海管控骤然收紧。
此后传信,难。”这七个字笔迹轻浅,收笔处微微发飘,仿佛写到此处他手腕的力气都已所剩无几,只剩满心的无力。
而在这句之后,他又添了一行字,随即被决绝抹去。
能辨出的唯有“黑田”二字,后头那一字被厚重墨迹死死盖住。
巧英举着信纸,对着灯火反复端详许久,那模糊的笔画轮廓看着几分像“调”,又分明透着“走”的形态。
黑田是调离此地,还是彻底消失?
两种意味相差不过毫厘,可轻飘飘落在这张薄纸上,整封信乃至她当下安稳的心境,瞬间沉甸甸地换了分量。
她把信纸放在桌上,又拿起来看了一眼那个被涂掉的墨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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