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七夜，沪上的黑是种浸了脏东西的黑。

不像苏城的黑，带着运河水汽的软。

这里的黑掺了煤灰、霓虹和码头的腥气，硬邦邦的，像一匹被反复漂染、晒得发脆的粗布，死死罩在头顶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
黄浦江上的汽笛声闷闷地撞过来，混着码头苦力的号子，被江风扯得七零八落，碎在街角的阴沟里。

陈树生站在“福记茶庄”褪色的木招牌下，指尖第三次摩挲信纸边缘——法租界霞飞路十七号。

门脸小得不起眼，漆皮剥落的木门紧闭着，只有一道细缝漏出里头昏黄的光，像只半眯着的、不怀好意的眼。

他想起清晨巧英站在工棚门口的样子，晨雾还没散尽，她穿着那件月白色的棉袍，说“春联等你回来贴”。

他说“明后天就回来”。

现在他站在这里，离苏城二百里，离天亮还有一整夜。

“是陈先生？”门内忽然探出个脑袋，是个穿短打、眼皮耷拉的伙计，语气没什么温度，像念一句背熟的词，“里头请，主家候着您呢。”

陈树生攥紧信纸，指节泛白。

纸是岛国产的雁皮纸，韧性极强。

父亲曾说过，这种纸多在使馆、洋行流通，寻常人家根本见不到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莫名的不安，抬脚跨进了木门。

穿过一道窄窄的天井。

青砖上长着薄薄的青苔，踩上去发滑。

后头是间雅间，檀香袅袅，裹着淡淡的抹茶味。

茶几上摆着一套青花茶具，底款是永乐年间的——陈树生一眼就认出来了。

父亲书房里挂着的旧照片上，就有这套茶具。

一样的缠枝莲纹，一样的青花发色。

“树生？”

声音从屏风后传来，苍老，温和，还带着几分故人相认的颤音。

陈树生心头一热，快步绕过屏风，可看清来人面容的瞬间，浑身的血液仿佛骤然凝固。

渡边一郎。

那个在苏城钟家染织厂纵火、勾结二叔钟翰武、一门心思觊觎电光锦配方的岛国人，此刻正跪坐在榻榻米上，手执茶筅，慢条斯理地搅动着碗里的抹茶。

他穿一身深色和服，外罩一件深灰羽织，胸口别着一枚菊花徽章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冷幽幽的光。

“多年不见，树生长这么大了。”渡边抬眼，嘴角噙着笑。

那笑容像一层薄冰，看着温和，底下却藏着深不见底的寒潭。

“你父亲陈润青……近来可好？”

陈树生下意识后退半步，后背重重抵上冰冷的屏风。

不是父友。

从来都不是。

那封信，那字迹，那罕见的洋纸，全都是精心设计的圈套，就等着他自投罗网。

“你……认识我父亲？”

“何止认识。”渡边放下茶筅，从案头取过一张泛黄的旧照片，用指尖轻轻推到他面前，“二十年前，东京。

樱花树下，我们四个人——你父亲陈润青，宋景康，沈佩兰，还有我。”

陈树生低头看向照片。

四个年轻人站在盛放的樱花树下，粉白的花海漫过肩头。

穿学生装的父亲站在最左侧，眉目清俊，嘴角带着他再熟悉不过的、理想主义者的执拗笑容。

宋景康站在父亲身侧，同样年轻气盛，眼神明亮——陈树生从未见过宋云澜的父亲，但他一眼就认出来了，父子俩的眉骨一模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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