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继续写。

写到“暑假，等我回来”的时候，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圆圈。

画完，看了看，又在那圆圈旁边画了一朵小花，五瓣，歪歪扭扭的。

他也觉得画得不好看，但没擦，就那么留着。

他把信装进信封，封好口，放在桌上准备明天寄出。

然后他拿出催化剂稳定性测试的数据本，翻到最后一页——只差最后一批样本了，大概还需要一周。

他必须在一周之内完成。

然后赶在管制之前离开北平。

锁好实验室的门，沿着走廊往外走。

走廊尽头的声控灯坏了，只有安全指示灯亮着，昏绿的光把整条走廊照得像水底。

他走到楼梯口，忽然停下脚步。

楼梯拐角的阴影里站着一个人，灰色长衫，帽子压得很低，看不清脸。

但陈树生认识那双布鞋——是同德堂的伙计，沈砚秋的人。

“陈先生。”那人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带着一点天津口音，“沈先生让我带句话——实验室的钥匙，不止三把。

你走之后，有人进去过。

查不出来是谁，但你放在抽屉里的数据本，页码顺序变了。”

陈树生站在原地，手指攥紧了公文包的提手。

“知道了。

谢谢。”

那人转身走了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渐渐消失，像水滴落进深井。

陈树生站在楼梯口，没有立刻下楼。

他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自己的实验室，门关着，灯灭了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

他想起沈砚秋字条上那句话——“小心”。

他把公文包抱在胸前，快步下楼。

走出化学馆，夜风裹着北平春天的沙尘扑面而来，干燥，粗粝，打在脸上像细砂纸。

他穿过操场，看见宿舍楼的窗户一扇一扇亮着灯，像一排不肯闭上的眼睛。

有人在窗台上放了一盆文竹，嫩绿的枝叶在夜风里轻轻摇着。

他忽然想起父亲陈润青说过的话。

那是他来北平报到之前，父亲在书房里跟他说的。

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坐在那把老藤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本《国史大纲》，眼镜搁在鼻梁上，目光越过镜片看着他。

“树生，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学会了一件事——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不要慌。

慌就输了。”

他当时以为父亲在说做学问。

做学问要稳，要沉得住气，数据错了可以重来，实验失败了可以再做。

现在他懂了，父亲说的是活着。

在乱世里活着，比做学问难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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