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看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，是几天前春桃拿来垫桌脚的，“头版，绥远那边伪军进犯，傅作义的部队正在抵抗。

西南出事，华北也在出事。”

巧英接过报纸，头版的标题墨色很重——“伪蒙军进犯绥东，傅作义部奋起反击。

日本加快侵华步伐，向内蒙古境内派遣特务机关。”

她把报纸还给陈树生。

“树生哥，你说——会打仗吗？”

陈树生没有回答。

他看着架子上的红豆花，金灿灿的，和这个沉重的消息完全不搭。

“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

但不会太远了。”

巧英站在那里，目光落在架子上的红豆花上。

花还在开，和这个即将被风暴席卷的国家一样——明明灭灭的，但还没灭。

“树生哥，你八月走。

还走吗？”

“走。”陈树生的声音不高，但很稳，“王教授说长沙的校舍快完工了。

越是这时候，越要去。

学更多的东西，以后才有用。”

巧英没有说话。

她把那封信重新折好，放回袖口里，转身走回了厂房。

织机响了，咔哒咔哒，和刚才一样。

但春桃听得出来，那声音里多了一些什么——像一个人在暴风雨来临之前，把每一根线都织得更紧。

同日，苏城，钟氏纺织商行。

钟庆堂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两份东西。

一份是今天的报纸，头版印着“成都事件”四个大字。

一份是英文笔记本，翻到最新的一页。

笔记本上已经写满了。

从四月底到现在，他一直在记。

渡边家在津沽的仓库，存的是军需物资，不是商品。

三井商社码头课的人撤走后调去了津沽，表面上是正常的商业调整，实际上是在为某种更大的行动做准备。

华北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，绥远那边打得热火朝天，日本人的野心已经不是秘密。

他拿起笔，在新的一页写：

“八月二十四，成都事件。

两名日本人在成都被群众打死。

日本外务省放言‘保留自由行动之权利’。

这不是偶然的冲突，是日本人为扩大事态制造的口实。

就像东北的柳条湖、华北的丰台——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套路：制造摩擦，寻找借口，然后出兵。”

他停下笔，看着这行字。

窗外阳光很好，街上人来人往，一切如常。

但他知道，暴风雨要来了。

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

他合上笔记本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
他想起父亲在监狱里说过的话——“别像我一样，一辈子给人当狗。”现在他知道了，当狗的下场不只是被人踩，而是当主人发疯的时候，狗会被一起拖进深渊。

他必须做点什么。

不是为了钟巧英，不是为了云锦坊，是为他自己。

傍晚，苏城，云锦坊。

春桃端着一碗绿豆汤走进厂房，放在桌上。

“小姐，喝碗绿豆汤。”她顿了顿，“树生哥说，他去火车站打听车票了。”

巧英放下梭子，端起碗喝了一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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