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六年四月初八，苏城，钟记绸布庄。

晨阳透过雕花木窗，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光影，街面上小贩的吆喝声、黄包车的叮铃声交织，热热闹闹地漫进账房，却半点没钻进钟庆堂的耳朵。

他僵坐在桌前，面前摊着那本磨得卷边的英文笔记本，目光死死黏在桌上那封没拆的信上——信封是沪上寄来的，用的却是岛国产的雁皮纸，薄得透光，透着股冰冷的精致，不用拆，他就知道是渡边健次的来信。

这信，他不想拆，却又不能不拆。

指尖捏着信封边缘，指节泛白，小刀割开封口的力道重得像要划破自己的掌心。

信纸展开，寥寥几行字，工整得刻板，冷淡得像一纸判决：“钟少爷，令尊之事，商社无力回天，军部已定案，无可转圜，望节哀。

另，钟记人造丝渠道，商社即刻收回，望体谅。”

钟庆堂把信连着读了三遍。

第一遍看的是字面，第二遍品的是潜台词，第三遍，他品出的是彻骨的凉意——“无力回天”不是真的没办法，是不值得为钟翰武得罪军部；“收回渠道”不是商量，是明晃晃的弃用。

他往后一靠，椅背发出吱呀的轻响，眼皮沉沉阖上。

钟翰武入狱半年了，去年寒冬，渡边一郎用完他就翻脸，把纵火的罪名硬扣在钟翰武头上，判了三年。

他当初找渡边健次理论，说“我爹是替你们做事”，对方只淡淡回一句“钟少爷，做事就得担风险”；他再逼问，换来的不过是一句轻飘飘的“我们尽量”。

如今，这“尽量”，终究是落了空。

他睁开眼，把信纸仔细折好，揣进贴身的口袋，起身时，椅子在地面划出刺耳的声响。

走到铺面，他对伙计挥挥手：“我去趟监狱。”

苏州模范监狱在城西，黄包车一路颠簸，晃了半个时辰才到。

探视的时辰刚巧，钟庆堂在登记簿上写下“父子”二字，狱卒扫了眼，没多问便放他进去。

会见室狭小逼仄，中间一道铁栏杆，锈迹斑斑，透着股阴冷的寒气。

钟庆堂等了没多久，铁栏杆那侧的门吱呀开了，钟翰武被两个狱卒押着出来。

半年未见，父亲的模样几乎让他认不出——头发白了大半，像落了一层霜，脸颊凹陷，颧骨突兀地支棱着，身上那件不合身的灰色囚服松垮垮挂在身上，领口歪斜，露出瘦得见骨的脖子。

他走得很缓，一条腿拖着，脚镣在地上拖出哗啦哗啦的声响，刺耳又沉重。

可那双眼睛，依旧硬得像嵌在枯骨里的石子，冷得没有一丝温度。

钟庆堂下意识站起身，喉咙发紧，喊了声：“爹。”

钟翰武在铁栏杆那侧坐下，狱卒解开他的手铐，退到门口。

他活动手腕时，手腕上深红的勒痕格外刺眼，皮肤磨破结痂，痂又被磨破，新伤叠着旧伤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擦过铁皮，带着股说不出的疲惫。

“渡边家来信了，他们说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钟翰武打断他，扯了扯嘴角，那笑意比哭还难看，“他们不会管了，我早料到。”

钟庆堂望着父亲，此刻的目光里没了往日的仰视，也少了后来的平视，只剩一种复杂的俯视——俯视这个坐在铁栏后的老人，头发白了，腿瘸了，却还攥着那点不肯松的硬气。

“爹，我会想办法。”

钟翰武冷笑一声，眼尾的皱纹挤成一道冷硬的沟壑：“想办法？

渡边家都弃了你，你还能找谁？

找钟巧英？

别傻了，她只会看你的笑话。”

“爹——”

“庆堂，听我说。”钟翰武的声音陡然压低，凑近铁栏杆，气息喷在冰冷的铁上，“钟家的事，远没完。

苏宛卿死了，但钟翰文是装的，他根本没瘫！

父女俩串通好了，一个装瘫躲幕后，一个装弱撑场面，把整个苏城都骗了！”

钟庆堂的手指猛地攥紧，指节泛白：“爹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在牢里这半年，我想明白了。”钟翰武的手死死攥住铁栏杆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青，“钟翰文是什么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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