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六年八月底，苏城，钟氏纺织商行。

钟庆堂坐在办公室，桌面摊着两样东西：一份报纸，头版“日本增兵华北，平津戒严”的黑字刺得人眼疼；一本磨得起毛的英文笔记本，最新的一页密密麻麻记着渡边家在津沽的布局。

自四月起，那些染料、化工原料、棉纱的囤货明细，华北驻屯军的增兵数，绥远的战报，一笔笔写下来，像是在给一段荒唐的过往刻碑。

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记，或许是为日后留些筹码，或许，只是怕忘了自己曾像条狗般依附过谁。

周经理叩门进来，声音压得比往常低：“钟先生，渡边商社来电，渡边健次邀您明日赴沪，说是有生意相商。”

钟庆堂抬眼，目光静得像深潭，不起半分波澜：“应下，明日我去。”

周经理退下后，他缓缓靠回椅背，眼皮阖上。

渡边健次哪是谈生意，人造丝的渠道早被收回，如今找上门，无非是想让他重拾“狗”的差事——要么是津沽仓库缺个盯梢的，要么是华北局势吃紧，想起他这条还算听话的旧犬，总比重新驯一条省事。

再睁眼时，他翻开笔记本，笔尖在纸上划得沉稳：“渡边健次邀我，非谈生意，是谈条件。

他欲以我为眼线，我断不会再做狗，却可借他之势。”

窗外的茉莉开着几朵白花，香气清浅。

他想起和子，听说她嫁了老实人，如今该是安稳度日，这份祝福是真心的。

可思绪一转，又落在巧英身上——想起她蹲在监狱门口说“他是钟家的人”，想起信里那端端正正的“庆堂哥”。

他恨她，恨她把所有难事都扛了，衬得自己像个笑话；却也佩服她，佩服她撑起了自己撑不起的家业。

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，他走到窗前。

苏城的梧桐叶已泛黄，秋意悄然漫上枝头。

夏的喧嚣落幕，有些纠葛该了断，有些棋局才刚要落子。

八月二十七，沪上，渡边商社。

钟庆堂踏进办公室时，虹口的霓虹已亮起，红红绿绿的光映在窗上，像打翻了的调色盘。

渡边健次依旧是那身深灰西装，领带系得一丝不苟，见人来，起身伸手：“钟少爷，久违了。”

钟庆堂与他虚握，落座沙发。

渡边健次斟了茶推过来，先扯了句场面话：“钟少爷，令叔的事，商社实在力不从心，还望海涵。”话锋一转，便切入正题，“今日邀你，是桩新生意——津沽码头的仓库，需人打理华北渠道，你在苏城根基深，经验丰富，我想请你出山。”

钟庆堂指尖在膝头轻叩，语气淡得像没听见：“华北如今不太平，绥远开战，平津戒严，这当口扩生意，风险太大。”

渡边健次笑了，眼底藏着算计：“风险越大，回报越丰，钟少爷是聪明人，该懂这道理。”

钟庆堂盯着他深不见底的眼，瞬间了然——哪是让他打理生意，分明是让他当弃子，真出了岔子，第一个被推出来顶罪，就像他父亲那样。

“渡边先生，此事容我思量。”

“自然，不急，想好了随时联络。”

两人握手作别，钟庆堂走出大楼，暮色四合，霓虹在头顶闪烁。

他立了片刻，上了黄包车：“回苏城。”

车轮碾过柏油路，沙沙作响。

他靠在座椅上闭目，渡边健次那句“朋友”，他半分不信，却正好借这份“信任”做文章。

他要渡边家的渠道、资金、人脉，但这一次，不是做狗，是做猎人。

猎人靠近猎物时，总要先让对方放松警惕。

他摸出笔记本，写下：“渡边欲让我打理华北渠道，非信任，是无人可用。

我可应下，但须提条件。”

九月一号，苏城，云锦坊。

巧英坐在织机前，白露纹织到“鸿雁来”，秋风吹在身上，带着清冽的凉意，没了夏日的黏腻。

梭子在她指间起落，节奏稳得像心跳。

陈树生站在红豆架下，藤蔓缠着架子，豆荚鼓鼓囊囊，已有指节大小。

最早开的花谢了，花瓣落在土里，与泥土混作一处，分不清彼此。

他指尖轻碰豆荚，硬实的触感传来，再过半月，便能采摘了。

“树生哥。”巧英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手里捏着封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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