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六年农历十月下旬，苏城，钟氏纺织商行。

霜降过了，天一天比一天冷。

院子里的梧桐树落光了叶子，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，像一双双干枯的手。

风从运河那边吹过来，带着水腥气和远处烧落叶的烟味，钻进窗缝，呜呜地响。

钟庆堂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一份刚从沪上送来的密函。

不是渡边健次的信，是渡边一郎直接从北平发来的电文抄件。

纸是普通的白纸，上面的字是打字机打的，工工整整，没有一个墨迹。

电文只有寥寥几行。

“日本与德国拟于下月签订《反共产国际协定》。

两国约定，一方受到苏联攻击或威胁时，另一方不得采取任何有利于苏联的行动。

协定表面针对苏联，实则为日德两国进一步扩大侵略、建立军事同盟铺平道路。”

钟庆堂把电文抄件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。

他想起去年秋天，他站在钟家染织厂的废墟上，对巧英说“各凭本事”。

那时候他还以为，自己手里有渡边家的渠道、有留洋的见识、有苏城绸布市场的中端空缺，足够和巧英平分秋色。

如今快一年了。

巧英的染织厂没倒，反而越做越大。

怡和洋行的订单，宋云澜的商路，苏曼婷的绸庄，陆怀瑾的军需通道——她身边的人，一个比一个稳。

而他的钟记绸布庄，虽然勉强维持，却始终在渡边家的阴影里打转。

渡边家的渠道，说收就收；渡边家的情报，说给就给。

他不是不知道，只是没得选。

他把电文抄件放在桌上，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

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，他用手指划了一下，划出一道清晰的痕迹。

透过那道痕迹，他看见街对面的杂货铺老板正在卸货，一箱一箱地往店里搬。

老板弯着腰，搬得很慢，搬几箱就要直起腰来歇一歇。

他忽然想起小时候，爷爷带他去杂货铺买糖。

那时候钟家还没分家，两房住在一个院子里，他和巧英还是能一起玩的关系。

爷爷给他买糖，他舍不得吃，攥在手心里。

巧英追着他跑，说“庆堂哥给我看看”。

他不给。

她就蹲在院子里哭。

他没办法，把糖掰成两半，一半递给她。

她破涕为笑，塞进嘴里，腮帮子鼓鼓的。

爷爷站在廊下，笑着摇头。

那时候，他们还是一家人。

后来爷爷走了。

父亲和大伯分了家。

两房各开各的门户，平日里井水不犯河水。

他和巧英，也从“庆堂哥”和“英妹妹”，变成了“钟庆堂”和“钟巧英”。

他坐回桌前，翻开那本英文笔记本。

这本本子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，封面磨得发白，边角卷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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