里面记的不是生意账，是渡边家的情报——仓库位置、调拨流程、管理人员名单。

从去年秋天开始，一笔一笔，记得密密麻麻。

他翻到新的一页，提笔写下——

“农历十月二十五日。

日本与德国即将签订协定。

德国的对华政策必将转向，从德国进口的化工原料将断供。

渡边家的渠道靠不住，钟记需要自己的路。”

他合上笔记本，锁进抽屉里。

钥匙放进口袋，贴着那把从不离身的钥匙——父亲当年交给他的一条旧铜钥匙，说是爷爷留下的。

爷爷留下的是一个木匣子，里面装着十几张发黄的纸条，每张纸条上写着一个名字、一个地址。

爷爷说，这些人，每人只能用三次。

三次之后，就要靠自己。

他从来没动过那个匣子。

不是不想动，是不敢动。

父亲把那些人用完了，一个都没剩下。

他不想重蹈父亲的覆辙。

他要靠自己。

靠自己把钟记撑起来，靠自己走出一条路，不用看渡边家的脸色，不用靠岛国人的施舍。

他站起身，又走到窗前。

这次没有用手指划玻璃，而是把整个手掌贴上去。

玻璃凉凉的，他把手收回来，掌心里有一个白白的印记，很快消失了。

渡边家的渠道最近收得很紧。

从德国进口的化工原料，以前每个月都有货船到港，这个月一艘都没有。

他问过渡边健次，对方说“海关检查，延误了”。

他不信，但他没有追问。

这件事，他不需要通过渡边家来证实。

他拿起桌上的电话，拨了一个号码。

“周经理，你帮我查一下，这个月从德国过来的货船，有几艘到了津沽，几艘到了沪上。

还有，查一下德国进口的化工原料，除了渡边家这条线，还有没有别的渠道可以走。”

电话那头说了什么。
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挂断了。

他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
黑暗里，他看见一张世界地图。

德国在欧洲，日本在亚洲，中间隔着苏联、隔着中国。

现在他们伸出手，握在了一起。

那只手握得很紧，像一把钳子。

中国就在钳子中间。

他的生意也在钳子中间。

他睁开眼，拿起桌上的茶杯，喝了一口。

茶已经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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