凉茶涩味泛上来，他不觉得苦。

他站起身，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。

他用手指点着地图上的红圈——那些红圈是他自己标的。

天津三处，保定两处，石家庄一处，唐山一处。

渡边家在华北的七处仓库，全部标在上面。

这是他花了三个月，一点一点查出来的。

他把手指从地图上收回来，走回桌前坐下。

铺开一张白纸，提笔。

想了想，又放下。

不是现在。

现在还不是时候。

等时机到了，他要把这些坐标，送给该送的人。

同一天，沪上，宋云澜办公室。

窗外的四川路，梧桐树叶子落了大半，剩下的几片在风里挣扎。

宋云澜靠在椅背上，面前的桌上摊着一份怡和洋行的通知函。

不是普通通知，是加急的，红色的“机密”印章盖在信封上。

“致各合作商：据可靠消息，日本与德国拟于近期签订《反共产国际协定》。

英国政府对日政策可能随之调整。

建议各合作商评估在华资产风险，做好最坏打算。

如有需要，可考虑将部分业务转移至香港或其他英属殖民地。”

宋云澜把通知函放在桌上，拿起烟盒，抽出一支，点上。

他不常抽烟，一个月也抽不了几支。

但今天想抽。

烟雾升起来，在阳光里扭曲着。

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——“做生意，不怕赔钱，就怕看不准。”现在他看不准了。

不是生意看不准，是世道看不准。

日本人和德国人即将联手，英国人开始摇摆，美国人还在观望。

中国被围在中间，像一块肥肉，谁都想咬一口。

他掐灭了烟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
窗外，一个邮差骑着自行车经过，车后座上摞着厚厚一沓信件。

邮差按着铃，叮铃叮铃，声音在秋风里传得很远。

他忽然想，那些信里，有没有一封是巧英写给他的？

应该没有。

巧英不常给他写信。

不是不想写，是没什么可写的。

生意上的事，她当面说。

感情上的事，她不说。

可他愿意等。

等她把生意上的事忙完，等她把染织厂建好，等她把那些该扛的扛完了。

等她自己发现，不是只有扛着才算活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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