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妈之前跟我说过，传统民居的门槛高是为了挡洪水，因为白石渡地势低，夏天发大水的时候水会漫进屋里。

但姨奶奶家的门槛显然不只是为了挡水——门槛的中间位置，用朱砂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红线，线的两端各压着一枚生了绿锈的铜钱。

这个细节让我心里开始发毛。

真正让我恐惧的事情，发生在那个暑假快要结束的一个晚上。

那天是农历七月十四，第二天就是七月半。

我虽然小，但也知道七月半是鬼节，头一天晚上是“鬼门开”的日子。

姨奶奶从下午开始就在准备祭品，蒸了一屉白米糕，煮了一只整鸡，又打了一壶米酒，摆在堂屋的供桌上。

吃晚饭的时候她反复叮嘱我，今晚早点洗澡上床，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门。

我嘴上答应了，心里却痒痒的——钟伯的故事在我脑子里发酵了快一个星期，我一直在想那条狗天黑之后到底去了哪里，桥上没有狗的夜晚，会发生什么？

晚上九点多，姨奶奶睡着了。

她的房间在东厢，我的房间在西厢，中间隔着一个天井。

我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听，确认她那边传来了均匀的鼾声，然后蹑手蹑脚地爬了起来。

我不敢开灯，借着月光摸到了堂屋，轻轻拔开大门的门闩，把门推开了一条缝。

门外的月光亮得出奇，是那种惨白惨白的满月，把整个村子照得像镀了一层霜。

我赤着脚站在门槛里面，从门缝里望出去。

桥头的老石桥上，那条黄狗还在，趴得端端正正，和平时一模一样。

但它今天没有把下巴搁在爪子上，而是抬着头，两只耳朵竖得笔直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桥另一头的东村方向，整个身体绷得紧紧的，像是随时准备扑出去。

就在这时候，它忽然站了起来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条狗站起来。

它站起来之后我才发现它其实很大，比我想象中大得多，肩胛骨高高隆起，脊背上的毛根根竖立，四条腿绷得笔直，尾巴水平地伸着，一动不动。

这种姿态让我想起在动物世界里看到过的狼，在面对入侵者时才会摆出的警戒姿态。

然后它咧开了嘴。

我隔着几十米的距离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一排白森森的牙齿。

它在对着桥那一头龇牙。

我顺着它的方向往桥那头看——什么都没有。

月光照在桥面上，石板白花花的，空无一人。

但那条狗没有放松，它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呜咽，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去很远，震得我胸腔都在共鸣。

呜咽声越来越响，从低音变成了中音，又从中音变成了高音，最后变成了一声尖锐的嘶吼，那条狗像是被什么东西踩到了痛处一样，整个身体弓了起来，疯狂地对着空无一人的桥对面狂吠。

它的叫声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瘆人的声音，不是普通的狗叫，而是一种混合着哀嚎、咆哮和撕咬的嘶鸣，每一声都像是从五脏六腑里硬挤出来的，带着一种彻骨的恨意和恐惧。

它一边叫一边往前扑，但前爪始终没有越过桥面的中线，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线把它死死地拦在了桥的这一半。

我被吓坏了。

那条狗守在那里，说明桥那边真的有什么东西在试图过来。

我转身就往房间里跑，脚底在青石地面上啪嗒啪嗒地响，一口气跑回了西厢房，把门闩上，钻进被子里，浑身抖得像筛糠。

那狗叫声追着我穿过了整个村子，透过窗户传进来，声浪一波一波地震着玻璃嗡嗡作响。

我不知道它叫了多久，大概是叫到后半夜才慢慢停下来，变成断断续续的低嚎，最后彻底沉寂了。

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浑身都是汗，衣服粘在身上扯都扯不下来。

我跑到堂屋，姨奶奶已经起来了，正蹲在院子里烧纸钱。

她看到我的脸色，什么都没问，只是叹了口气，递给我一碗热米汤，说：“喝了，压压惊。”我捧着碗，嘴唇哆嗦着问她，昨晚桥那边到底有什么。

姨奶奶沉默了很久，纸钱在火盆里烧成了灰，灰烬被热气托起来，飘到了她花白的头发上。

她说：“这条桥每年七月十四晚上都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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