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八岁那年，我奶奶犯了一个在我们乡下看来极其严重的忌讳——她把一只死老鼠塞进了灶膛里烧了。

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，小年，也是灶神爷上天言好事的日子。

家里蒸年糕，灶火烧得旺旺的，奶奶从灶台后面拎出一只不知什么时候死在墙角的大灰老鼠，嫌弃地皱了皱眉，随手揭开灶门扔了进去。

老鼠的皮毛遇火发出一声尖锐的呲啦声，一股焦臭从灶膛里涌出来，混在年糕的甜香里，说不出的恶心。

爷爷正好走进厨房，看到这一幕，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

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奶奶从灶台前拉开，往灶膛里泼了一瓢水，火嗤地灭了，白烟滚滚地倒灌出来。

爷爷站在满屋子的烟雾里，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声音对奶奶说：“灶膛是灶神的脸，你往他脸上扔死老鼠，他是要发火的。”

奶奶不以为意，她觉得爷爷小题大做。

不就是烧了只老鼠吗？

灶膛本来就是烧火的，平时什么柴火不往里塞？

烂草鞋、旧抹布、发霉的玉米芯子，哪样没烧过？

一只死老鼠能有多大的事。

那天晚上，灶神发火了。

我们家厨房的灶，半夜自己烧了起来。

不是没灭干净的火星子复燃，是灶膛里空空荡荡、连一丝余温都没有，自己烧起来的。

火苗从灶膛里蹿出来，是绿色的——那种暗幽幽的、冷冰冰的绿，像夏天坟地里的鬼火。

火势不大，只是贴着灶台表面幽幽地烧，但无论我爸往上泼多少水，那火就是不灭。

一盆水浇上去，嗤的一声，火苗缩了一下，然后又慢慢悠悠地蹿起来，像一只被激怒了之后更加执拗的野兽。

最后是我爷爷从屋后挖了一桶黄泥巴糊上去，那绿火才不甘不愿地熄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奶奶开始肚子疼。

不是拉肚子那种疼，是一种更深层的、像有什么东西在她肚子里搅动翻腾的疼。

她蜷缩在床上，双手捂着胃部，额头上的冷汗大颗大颗地往下滚。

我爸把她送到镇上的卫生院，医生查了一遍，查不出毛病，开了点止痛药就让她回来了。

药吃了，不管用。

到了晚上，她开始吐。

吐出来的东西不是吃进去的饭，是黑色的水，像是从灶膛里刮出来的锅底灰兑了水，又像是烧焦的什么东西被搅成了糊。

那股味道臭得让在场所有人都干呕了起来——不是食物腐坏的臭，是蛋白质烧焦之后特有的那种焦臭，和昨天灶膛里烧老鼠的味道一模一样。

第三天，奶奶开始说胡话。

她躺在床上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嘴里含含糊糊地重复着同一句话——“咸了，太咸了。”声音很小，语气像是在跟一个站在床边的人说话，又像是在对一个看不见的人道歉。

到了下午她不说话了，呆呆地坐在床上，眼睛直直地盯着墙角。

让她喝水就喝水，让她躺下就躺下，问什么都不答，眼珠子一动不动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。

我妈吓得给我爸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，说我奶奶怕是撞邪了。

我爸从县城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。

他站在卧室门口，看着奶奶的样子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去了厨房。

灶台上的黄泥巴还在，干裂成了龟壳似的纹路，灶膛里面黑漆漆的，那场绿火把灶膛内壁烧出了一层光滑的釉质，摸上去冰凉刺骨，像陶瓷的表面。

墙角堆着几根没烧完的柴火，灶台下面的灰坑里还留着水泼过的湿痕。

空气里那股焦臭味一直没有散，已经渗进了墙壁和房梁里，每次呼吸都在提醒所有人——这间厨房里得罪了什么东西。

我爸蹲在灶台前面，点了一根烟，对着灶膛抽完了整根烟，然后把烟头扔进灶膛里，站起来对爷爷说：“要请人来看。”

爷爷没有犹豫，连夜去了一趟隔壁镇。

他回来的时候，身后跟着一个老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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