闽南沿海一带，散落着一种很特别的建筑，叫番仔楼。

民国时期下南洋的华侨衣锦还乡之后盖的，中西合璧，外面看着像洋楼，里面供着祖宗牌位。

雕花的罗马柱撑着闽南的红砖厝屋顶，走廊里嵌着南洋运来的彩色玻璃，在阳光底下流光溢彩。

但你要是在渔村待过就知道，这种楼住着总有一股说不出的阴气——可能是主人大多客死他乡，魂没回来，房子却一直在等。

故事发生在惠安崇武海边一个叫东岭的村子。

村里有座番仔楼，盖得特别气派，三层高，外墙贴着白瓷砖，窗户上嵌着蓝黄相间的彩玻璃，在八十年代的渔村里，这简直就是宫殿。

楼的主人姓许，村里人都叫他许南洋，因为他在菲律宾待了四十年。

许南洋十八岁下南洋，从码头苦力做到船运公司老板，攒下一大笔家业。

六十岁那年他回到东岭村，推了老宅，盖了这座番仔楼，打算叶落归根，安度晚年。

楼盖好的第二年春天，许南洋死了。

死得很突然，上午还在院子里修剪三角梅，下午就倒在了二楼的卧室里，手捂着胸口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嘴张着，像是想喊什么没有喊出来。

丧事办完以后，许家的几个侄子争这栋楼，官司打了好几年，谁也搬不进去。

楼就锁在那里，白瓷砖上爬满了爬山虎，院子里的三角梅疯长，从铁门的缝隙里伸出来，开得不管不顾。

村里人晚上路过都不敢靠近，说那楼里有时候会传出声音——不是鬼叫，是留声机，老式的那种，手摇的，放的是南音。

咿咿呀呀的唱腔，穿过厚厚的砖墙，飘到巷子里，听得人汗毛倒竖。

许家人请过神婆，也找过和尚，烧了不知道多少纸钱，没用。

留声机照样响，有时候半夜响，有时候黄昏响，有时候大中午的，日头正毒，楼里突然就传出来一句“因送哥嫂”，吓得路过的孩子撒腿就跑。

我室友阿杰的大舅老陈，是个跑远洋渔船的轮机长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在海上见过台风，也见过海盗，自认胆子比天还大。

有一年休渔期，他跟几个老哥们喝酒，酒桌上有人说起许家番仔楼的事，老陈拍着桌子说：“什么留声机，就是有人装神弄鬼。

老子今晚就去住一晚，看能把我怎么样。”几个老哥们起哄，说你要敢去住一晚，回来请你喝一个月的酒。

老陈当晚就带着一瓶白酒和一包花生米去了。

他还带了一根钢管，说防人比防鬼实在。

许家番仔楼的大铁门锈得快烂了，锁一拽就开。

院子里长满了齐腰深的野草，三角梅的枝条像爪子一样扒着墙壁，在月光底下影子张牙舞爪。

一楼的门没有锁，虚掩着，轻轻一推就开了，一股霉味混着檀香味扑鼻而来，又湿又甜。

老陈打着手电走进去。

一楼大厅很空旷，地上铺着南洋运来的花砖，踩上去咯吱响。

墙角堆着几个木箱子，箱子上写着洋文，手电光扫过去，蜘蛛网在梁上晃来晃去。

正中间的供桌上摆着许南洋的遗像，老头穿着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水滑，嘴唇紧抿着，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直直地盯着镜头。

老陈找了个靠窗的角落，搬了把藤椅坐下来，把白酒往地上一放，花生米倒在旁边的茶几上，翘着二郎腿开始喝。

喝了大概半瓶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风从破碎的窗户里灌进来，凉飕飕的，三角梅的枝条在窗外摇来摇去，月光忽明忽暗。

老陈心想，果然是自己吓自己，打算喝完最后一口就回家睡觉。

就在这时，楼上传来一个声音。

不是脚步声，也不是敲门声，是留声机上唱片放上去的那一声“滋啦”——铜喇叭里传出来的那种特有的电流声，沙沙的，像有人往麦克风里吹了一口气。

紧接着，音乐响了。

不是南音，是一首老上海的舞曲，铜喇叭的声音闷闷的，像隔了一层厚布。

旋律很慢，很柔，大提琴低低地拉着，中间夹着轻微的爆豆声。

一个女声在唱，老陈听不清歌词，只觉得那个嗓音沙沙的、软软的，像一块丝绸在耳边慢慢摩挲。

老陈的酒醒了一大半。

他握着钢管，轻手轻脚地往楼梯口走。

番仔楼的楼梯是木质的，铺着南洋的红地毯，每踩一步就发出一声闷响。

他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，那个留声机的音乐突然变调了——原本柔和的舞曲开始变得扭曲，像是唱片转速不对，时快时慢，女声被拉得又尖又长，又突然压得又低又粗。

然后是“嘎吱”一声，唱片停了。

不是正常停的，是有人把唱针从唱片上硬拔起来的那种。

然后老陈听见了一个声音，从二楼的走廊尽头飘过来。

一个很苍老的声音，颤颤巍巍的，带着闽南口音：“返来咯……返来咯……”回来咯，回来咯。

声音拖得很长，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，一声接一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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