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罐打开，里面是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寿衣，女式的，大红色。

孙先生说，六爷的老伴当年走的时候，六爷偷偷把她的寿衣留了一套，没烧。

他想着自己走的时候，穿着这套寿衣去找她，算是团聚。

但这事他谁也没告诉，就这么埋在老伴坟前，等着自己走的那天。

“他想穿这套衣裳走，”孙先生说，“但你们给他穿的是新寿衣，他不认。

他在等你们把衣裳给他换上。”

村长问：“那碗饭摆的字……”

孙先生叹了口气：“那是他老伴的字。

她叫等娣，村里老人都知道。

她活着的时候不识字，就会写这一个字，还是六爷手把手教的。

六爷走的时候，她在底下接着了，老两口一块儿等的。”

那天傍晚，孙先生主持，给六爷换了寿衣。

那套大红寿衣穿在六爷身上，衬得他脸色红润了不少，像是睡着了。

换完衣裳，孙先生烧了道符，念了段咒，然后把香案上的筷子拔了，重新摆了碗饭。

这一次，饭没有再矮下去。

长明灯的火苗稳稳地亮着，香也烧得正常了。

头七那晚，我跟着堂哥又守了一夜。

那一夜安安静静的，连风都没有。

到了后半夜，我迷迷糊糊之间，听见灵床那边传来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，像是有人在说“好了”。

早上醒来的时候，香案上那碗饭还是满的。

香灰整整齐齐地弯着，没有断。

六爷的脸上，那层黄绸布平平整整，嘴角的弧度似乎比昨天更弯了一些。

出殡那天，天晴得特别好。

腊月的太阳暖洋洋的，照在后山的路上。

棺材抬到半山腰的时候，前面的人突然停了。

我凑过去看，路边的枯草丛里，有一行脚印。

光脚的，小小的，女人的脚印，从山上下来，一直延伸到棺材跟前，然后就没有了。

村长看了一眼，摆了摆手：“走吧。

老两口团聚了。”

后来我离开了老家，再也没见过那样的事。

但每年过年回去，我都会去后山给六爷和他老伴上坟。

两座坟挨在一起，中间那棵柏树长得特别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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