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初一。

重庆。

城南。

清晨。

春桃正在灶房里烧水，听见前门有人敲门。

不是拍门，是指节叩在木板上，三下，停一下，又三下。

她放下手里的柴火，走出灶房。

院门拉开一道缝，门外站着一个穿灰短褂的年轻男人，面生：“钟庆堂先生让我送来的。

从上海转的，走了半个月。”他把一只信封递过来，没有多留，转身走了。

春桃低头看着那只信封——厚实的牛皮纸，边角有些磨损，贴着一枚日本邮票。

她攥着信封，没有立刻拿进去，转身去了张氏住的那间偏院。

张氏坐在灶房门口的小凳上，手边放着一只没织完的袜筒，针别在袜口上。

她听见脚步声抬头，看见春桃手里的信封，站了起来。

她站在那里，没有走过来，手指攥紧了衣角。

“是明轩的信？”她的声音有些发紧。

春桃点了点头：“庆堂少爷让人送来的。

从日本。”

张氏接过信封，翻过来看了一眼，封面上用铅笔写着“母亲大人亲启”六个字，字迹生涩，一笔一划像在描红本上临过很多遍。

她没有拆信，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摩挲了一下，然后把它贴在心口。

春桃没有催她，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张氏把信从心口拿开，看着春桃：“我不识字。

你帮我拿去给巧英……让她念给我听。”

她把信递给春桃。

春桃接过信：“二太太，您跟我一起来吧。”张氏沉默了一瞬，点了点头，跟着春桃穿过院子，走进了账房。

巧英正在穿线，看见张氏站在门口，手里攥着春桃递过去的信封，捏得指节发白。

她放下梭子，站起来：“二婶，您坐。”

张氏在桌边坐下来，手一直攥着那只信封，像是怕一松手它就会消失。

巧英接过信，抽出信纸——一张薄薄的和纸，叠得不太整齐，边角有一处撕痕，像被反复看过又收起来过。

她展开信纸，上面的字迹还很生涩，笔画歪歪扭扭的，但每一笔都落得很用力，像是在用全身力气把每一个字都钉进纸里。

巧英看清了那笔歪歪扭扭的字迹，也看清了信纸最上方的称呼——“娘”。

她慢慢念起来：“娘：我在东京很好。

这里有一棵樱花树，就在我住的院子东边。

每天早晨起来，能看见窗户外面有一枝伸过来，像是特地伸过来让我看的。

我学会了写我的名字。

虽然写得不好看，但我会一直练，直到写得和哥哥一样好。

院子里有一个人，隔几天会来给我送吃的和书。

他不会说中国话，我也不太会说日语，但每次他来，我们都在纸上画画说话。

他教我画山，我教他画燕子。

我不知道哥哥什么时候能来接我，但我也不哭了。

我每天早晨都起来看那枝樱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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