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树生把这封信看了三遍，然后折好，放进口袋里，和那颗红豆放在一起。

红豆已经种下去了，口袋里的那颗是巧英的。

她说两颗都种下去了，自己不用留了，但树生还是留了一颗。

不是不种，是想留着。

万一呢？

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至少还有一颗。

三月初二十二，苏城，钟记绸布庄。

钟庆堂坐在账房里，面前摊着一本英文笔记本。

笔记本翻开的那一页写着几行字：

“三月初二十一。

渡边健次来电，问我对‘新计划’有没有兴趣。

我说什么新计划，他说‘能让钟巧英自己走过来’的计划。

我问他具体内容，他不说。

只说让我考虑。”

他合上笔记本，靠在椅背上。

能让钟巧英自己走过来。

这句话他从渡边健次嘴里听过不止一次。

上一次说这话，是在围城之前。

结果围城三个月，钟巧英半步都没有退。

再上一次说这话，是码头涨价的时候。

结果涨价三成，钟巧英搞了个联合采购，十二家小染坊抱成一团，硬是把涨价扛过去了。

钟庆堂不相信渡边健次的“新计划”。

但他知道，渡边一郎不会就这么算了。

军部给他的期限是春天——现在春天已经快过完了，他手里什么都没有。

一个没有结果的军人，在军部里是站不住脚的。

渡边一郎要的不是配方，他要的是结果。

什么结果？

也许是配方，也许是钟巧英这个人。

钟庆堂拿起笔，在笔记本上又写了一行字：

“渡边一郎如果拿不到结果，他的位置可能不保。

换一个人来，未必比好对付。

所以渡边父子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急。

急了，就会犯错。”

他写完这行字，又看了一遍。

然后划掉了最后一句，在旁边写：“急了，就会出牌。

我等着看他们出什么牌。”

三月初二十三，沪上，渡边商社。

渡边健次坐在办公桌前，面前摊着一份电报。

电文是北平发来的，字迹潦草，但内容很清楚：

“内线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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