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完了,就像父亲一样,被扔掉。
他转过身,走出仓库。
铁门在他身后关上了,发出一声沉闷的响。
周经理跟在后面,小心翼翼地问:“钟先生,您没事吧?”
“没事。”
他上了车,坐在后座,闭上眼睛。
天津的街道在车窗外倒退,灰色的墙,灰色的瓦,灰色的天。
和北平一样,和苏城不一样。
苏城是彩色的,有青砖黑瓦,有红灯笼,有绿的柳树、红的荷花、金的桂花。
天津是灰色的,到处都是灰色的。
灰的天,灰的地,灰的人,灰的心。
他回到旅馆,坐在桌前,铺开那本英文笔记本,在新的一页写:
“十一月初。
渡边健次要我去天津,见了一个日本军部的后勤官员。
姓山本,四十多岁,戴金丝眼镜,会说中国话。
他说‘钟先生,你父亲的事,我很遗憾。
但商社有商社的规矩,军部有军部的规矩’。
我说‘我明白’。
他说‘津沽码头的仓库,以后由你负责。
你要确保物资按时调拨,不得有误’。
我说‘好’。”
他停下笔,看着这几行字。
然后继续写。
“我在仓库里看见了成堆的军服、军毯、绷带。
都是日本造的。
他们要打仗了。
不是可能打,是一定打。
物资已经备好了,只差一个借口。
我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。
但我知道,那一天来的时候,很多东西都会变。”
他合上笔记本,锁进皮箱里。
站起来,走到窗前。
天津的夜和苏城不一样。
苏城的夜安静,有蛙声,有蝉鸣,有织机的声音。
天津的夜也安静,但那种安静是死的,没有声音,没有生命。
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。
不是和子的照片——和子的照片他放在苏城的抽屉里了。
这是巧英的照片,去年在商会拍的,穿着藏蓝色的旗袍,头发盘起来,站在云锦坊门口,身后是那排褪了色的红灯笼。
她的表情很严肃,没有笑。
但他知道她笑起来是什么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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