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老家在赣南一个叫水东的镇子，镇子沿着梅江而建，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，镇上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——放河灯。

河灯是用竹篾扎骨架、彩纸糊面做成的莲花形灯笼，中间插一根白蜡烛，天黑之后点燃，放到河面上，让它顺流漂走。

老人们说，河灯是给水里的亡魂照路的，一盏灯就是一个冤魂的眼睛，它们看到了光，就知道有人还记得它们，就不会爬上岸来找替身。

我从小对这个习俗又怕又爱。

怕的是河边黑漆漆的夜和那些漂在水面上摇摇晃晃的幽光，爱的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感。

每年的中元节傍晚，镇上的大人小孩都会聚在河滩上，手里捧着自家做的河灯，等天彻底黑透之后，点燃蜡烛，弯下腰，小心翼翼地把灯放到水面上。

那一晚的梅江是最美的，成百上千盏莲花灯在水面上缓缓漂流，烛光在微波中轻轻摇曳，像是有人把漫天的星星摘下来洒进了河里。

河水是黑色的，灯光是橘黄色的，黑色和橘黄交织在一起，倒映着两岸的树影和人群的轮廓，美得不像人间。

但这个习俗有一条铁律——河灯漂走之后，不能回头。

不能回头看河面，不能回头看河灯，更不能回头看河岸。

老人们说，你放河灯是给亡魂指路，亡魂会跟在你身后，看着你的背影，记住你的样子。

如果你回头了，它们就会以为你是想跟它们一起走。

所以放完河灯之后，所有人都低着头往岸上走，走过河滩，走过芦苇丛，走过老榕树，一直走到村口的大路上，才敢回头看一眼——那时候河面上的灯已经漂远了，像一条正在消失的银河，什么都看不清楚了。

我十四岁那年，破了这条规矩。

那年中元节，我做了两盏河灯。

一盏是我自己的，用的是粉红色的彩纸，竹篾是爷爷帮我削的。

另一盏是替我妈做的，她那天下午犯了头疼，躺在家里起不来，嘱咐我一定要帮她也放一盏。

我妈对放河灯这件事特别执着，每年都做两盏，一盏写自己的名字，一盏写我爸的名字。

我爸在她怀我的那年夏天淹死在梅江里，尸首都没找到。

她每年放河灯，是给我爸照路的，照了十几年，从来没有断过。

那天晚上月亮很大很圆，但颜色是暗红色的，像一块生锈的铁饼挂在天上。

河滩上站满了人，河面上已经漂了零星的几盏灯，火光在远处忽明忽暗。

我把自己的那盏灯点着，弯下腰放到水边，用手指轻轻推了一下灯座，它就晃晃悠悠地往河心漂去了。

然后我捧起我妈做的那盏灯——那是一盏白色的莲花灯，比普通的灯大一圈，竹篾扎得特别紧实，白纸糊得平平整整，每一片花瓣都折得一丝不苟。

灯芯的位置插着一根白蜡烛，蜡烛旁边压着一张小小的红纸条，纸条上写着我爸的名字和生辰八字。

我划了根火柴，把蜡烛点着。

火苗跳了两下，稳住了，烛光透过白纸花瓣映出来，整盏灯变成了温暖的橘黄色。

我蹲在河滩上，把灯轻轻地放在水面上，它吃水比那盏粉红灯深一些，但很快也稳住了，慢慢地、优雅地往河心漂去。

我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沙土，转身准备走。

走了两步，我忽然想看一眼那盏白灯漂到哪里了。

就一眼，我就回头看一眼。

我转过身。

河面上的灯很多，密密麻麻的，像一条流动的光带。

我一眼就找到了我妈那盏白莲花灯——它比别的灯大，比别的灯亮，比别的灯漂得快。

它已经漂到了河心，在所有灯的最前面，像一支船队在领航。

但灯后面，有一个人。

不是站在岸上，是站在水里。

河水淹到那个人的膝盖，灯光只能照到下半身，上半身隐在黑暗中看不清。

那个人站在白莲花灯的后面，跟着灯一起往下游的方向走，走得很慢很稳，像是一个人在齐膝深的河水里慢慢地踱步。

它走了一段路，然后停了下来。

它弯下腰，伸出两只手，把那盏白莲花灯从水面上捧了起来。

灯光照亮了它的脸——是一个男人，三十出头，平头，方脸，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式衬衫，衬衫的下摆塞在裤腰里，袖子挽到小臂，露出两条结实的前臂。

那张脸被烛光映得忽明忽暗，嘴角微微上翘，像是在笑，又像是在憋着一句憋了很久很久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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