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纸是白色的，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，字迹娟秀，像一朵一朵的花。

“钟小姐：昨夜的火，是我的问候。

库房没了，原料还在香港的海上。

你的德国丝线还能撑几天？

你的植物胶还能撑几天？

你的止血带还能撑几天？

前线的伤兵等不了。

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——今天下午三点，阊门饭店，我等你。

如果你不来，下一次烧的就不是库房了。

山本雪子。”

巧英把信看完，折好，放进抽屉里。

她站起来，从墙上取下那把匕首，别在腰间。

从抽屉里拿出那枚银梭，握在手心里。

银梭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深褐色，像一朵锈花。

她用拇指摸了摸那块血迹，硬硬的，硌手。

她走出账房，走进院子。

陈树生站在红豆架旁边，手里拿着一根烧焦的藤蔓，正在看。

他看见巧英出来，把藤蔓放下。

“树生哥，我要去一趟阊门饭店。”

“我陪你去。”

“她只让我一个人去。”

“我在对面等你。”

巧英看着他，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。

她低下头，看着手里的银梭。

“树生哥，你刚才站在门外，为什么不敲门？”

陈树生愣了一下。

“你知道？”

“我闻见姜汤的味道了。”巧英抬起头，“你站了多久？”

“一会儿。”

“一会儿是多久？”

陈树生没有回答。

他把那把青色油纸伞从墙边拿过来，递给她。

“天热，遮太阳。”

巧英接过伞，撑开。

伞面上画着几枝兰花，是母亲在世时画的。

她举着伞，走出院子，走进巷子。

午后，巧英换了一身衣裳。

一件素色的旗袍，没有绣花，没有滚边，干干净净的。

头发重新盘了，别了一根银簪。

手上的水泡用纱布包了，遮在袖子里。

她照了照镜子，镜子里的自己不像十八岁，像三十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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