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件一件，他从春天记到现在。

但从没把它们连在一起想过。

现在不得不想了——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。

不是独立的冲突，是一个大计划的不同部分。

从北到西，从西到南，从南到东，一圈一圈地勒紧，直到勒得你喘不过气来。

谁在画这个圈？

渡边一郎？

还是渡边一郎身后的那些人？

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信纸，提笔给巧英写信。

写了一半，停下。

有些话不能写在信里——太危险。

不是怕信被人截了，是怕巧英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。

她一个人撑着云锦坊，已经够累了。

他不能让她再操心这些。

他把信纸撕了，重新铺开一张，写了几行字：

“巧英妹妹：丰台的事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

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紧。

树生在长沙那边，让他安心念书，不要回来。

苏城这边，渡边家的人最近很安静。

越是安静，越要小心。

有事，写信。

庆堂。”

他把信折好，装进信封。

在封口上犹豫了一下——要不要盖钟记的印章？

想了想，盖了。

不是以“庆堂哥”的身份，是以钟氏纺织商行的名义。

公事公办，不容易让人起疑。

九月十二，长沙，岳麓山下。

清华的临时校舍是一排新砌的砖瓦房，坐落在山坡上，四周全是橘子树。

橘子还没熟，青绿色的果子挂在枝头，沉甸甸的，把枝条压得弯了腰。

从这里可以看见湘江，江面上偶尔有帆船经过，白色的帆在秋阳下闪着光。

陈树生在宿舍里坐着，面前的桌上摊着一封写了一半的信。

他写给巧英，已经写了两页了。

第一页说实验室设备到了，比清华的还新，王教授很开心。

第二页说长沙的饭菜辣，他吃不惯，每次吃完都要喝一大缸子水。

第二页的末尾，他写道：“巧英，丰台的事，我在长沙也看到报纸了。

同学们都在议论。

有人说北平保不住了，有人说不会。

我不知道谁说得对。

但我知道，不管怎样，我不能回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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