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说“不用考虑”。

他站在那里，站了很久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后来他就不来了。

不是不来了，是换了方式。

不再喊“巧英妹妹”，不再送檀木盒子，不再提“合作”。

他用“钟氏纺织商行”的抬头，用打印的字迹，用公事公办的措辞。

可他送来的情报，都是真的。

上一次他来信，说城南码头的装卸费要涨，让她提前囤货。

她将信将疑，还是囤了。

半个月后，装卸费涨了三成，云锦坊没受影响。

这一次，他说德国化工原料可能断货。

她信了。

巧英放下信纸，沉默了很久。

春桃站在旁边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小姐，谁的信？”

“庆堂哥的。”

春桃愣了一下。

“钟庆堂？

他可信吗？”

巧英看着窗外，枯藤还在风里荡。

她看了很久，才开口。

“在这件事上，他可信。”

她想起去年秋天，她在工地搬木料，他站在废墟边缘，喊她“巧英妹妹”。

她说：“堂哥，你要是真想帮我，不如去跟翰武叔说一声，让他别老盯着我家这点东西。”他尴尬地笑了，说“妹妹说得是”。

她那时候以为他不会再来。

后来他真的不来了。

可他开始送信。

每一封都公事公办，每一个消息都千真万确。

她不知道他在图什么。

也许不是图什么，只是认输了——认输给一个事实：这个堂妹，不会被他吓住。

但他没有认输给命运。

他还在做他的绸布庄，还在记他的笔记本，还在渡边家的网里，织自己的网。

她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
她想起钟庆堂小时候的样子。

那时候他还没有去日本，还住在西院，还会在过年的时候跑到东院来拜年。

母亲给他抓一把糖，他攥在手心里，站在廊下喊“英妹妹出来玩”。

她不理他。

她就坐在母亲身边，假装看账本。

他也不走，就站在那里，等她。

等一会儿，把糖放在门槛上，说“糖给你放这儿了”，然后转身跑回西院。

她等他的脚步声远了，才去门槛上拿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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