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左手虎口，那道旧疤像一条看不见的线，把他往某个方向拽。

他不知道那是哪里，但他知道——他得去。

十月初七。

重庆。

城南厂房。

傍晚。

厂房里灯还亮着。

巧英坐在实验台前，面前摊着一本笔记——是陈树生从北平寄来的那本，讲植物染料提取的。

墨迹有些淡了，有几页被翻得卷了边，她把本子凑近油灯，字迹在暖黄色的光里浮起来，像一艘沉船从水里露出桅杆。

有人敲门。

不是厂房的门，是后面走廊的门。

她抬起头。

“进来。”

门被推开一道缝，探进来半个脑袋。

是钟庆堂。

“堂哥？”巧英站起来，笔从指间滑落，“嗒”的一声，滚动了一下，停在桌沿。

“你怎么回来了？

佐藤那边——”

“我请了假。

两天。”钟庆堂走进来，反手关上门。

他瘦了，眼窝比以前深了，但眼睛还是亮的，像两粒被水洗过的黑石子。

“佐藤这几天不在武汉。

回了一趟南京。

我借口说家里有事，出来透透气。”

巧英推过一张椅子，让他坐下，又倒了一杯水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出了一件事。

但我不确定是好事还是坏事。”钟庆堂接过水杯，没有喝，握在手心里转了一下，“佐藤的线断了。

上海那边，宋云澜截了他的货。

他在南京发了一通火，把田中的脸都扇肿了。”

巧英没有说话。

她等着他往下说。

“但这几天他好像又有了新动作，叫来了一个人。”钟庆堂的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姓陈，戴眼镜，说话文绉绉的。

佐藤叫他‘陈先生’。

我看着像化学行家——不知道是从哪里请来的。”

巧英的手指轻轻敲了一下桌面。

很轻，像在确认一件很重的事。

“你听他说过什么吗？”

“没有。

他们说话的时候很小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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